1944年，新四军情报员周迪道被捕后，很快选择投降，不久，他给上级写了一封信：“日军争取我投降，我无法逃脱，不如将计就计！”
1945年8月16日，宁波开明街上的空气里，还弥漫着战争未散的紧张气息，却上演了一幕让人难以置信的场景。六十多个人整齐列队，准备离开日本宪兵队的势力范围，往四明山新四军根据地转移。队伍里，既有新四军“400小组”的核心成员，也有一批幡然醒悟、愿意弃暗投明的伪密探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临别之际，日本宪兵队不仅主动送出两部电台、两挺轻机枪和一批武器弹药，还派了一个排的兵力，乘坐汽艇一路护送，直到安全交接才转身离开。
没人能想到，这支能让日军“俯首相送”的队伍，背后藏着一段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惊险潜伏。这支“400小组”，是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众多谍报小组中最特殊的一支，也是已知唯一成功打入日本宪兵队内部的反间谍小组。八名成员，各有化名和代号，乐群代号四百，周迪道化名朱人达、代号四零一，周斯明化名周列平、代号四零二，冯禾青化名马鹤九、代号四零三，王福林化名王福舟、代号四零四，莫奇化名徐国芬、代号四零六，张黎代号四零七，陈婕代号四零八。这些看似普通的名字和数字背后，是他们在敌营深处，用生命换来的每一次情报传递、每一次危机化解。
故事的开端，要从1943年底的浙东敌后战场说起。当时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，驻宁波、余姚等地的日军，对四明山新四军敌后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“扫荡”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根据地的生存环境愈发艰难。时任南山财委会主任的周迪道，在陆家埠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捕，被直接关进了宁波日本宪兵队。
日军没有立刻处死周迪道，他们有自己的算盘——想把这个熟悉根据地情况的新四军干部攥在手里，“放长线钓大鱼”，逼他替宪兵队搜集情报、瓦解根据地力量。周迪道心里清楚，硬顶下去，要么被折磨致死，要么被敌人利用，最终连累组织和同志；可真要低头投降，又对不起自己的信仰和并肩作战的战友。思来想去，他生出一个大胆的念头：既然一时无法逃脱，不如将计就计，假装投降，潜伏在敌营内部，为组织传递情报、伺机而动。
这个决定，不是周迪道一时冲动的冒险，而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。他暗中托可靠关系，悄悄给浙东区党委递去书面请示，详细说明自己的处境和潜伏计划，请求组织接上关系，允许他留在敌营开展工作。可潜伏之事事关重大，容不得半点疏忽，区党委不敢轻易拍板——他们既要防备周迪道真的变节，也要考虑潜伏任务的可行性。
就在这时，又有几名新四军干部相继被捕，其中少数人被保释出狱，多数人被日军软禁，处境艰难。区党委见状，立刻派敌工委的同志潜入宁波，对周迪道等人进行严格的考察和审查，核实他们的忠诚，评估潜伏的风险。经过几个月的细致考察，直到1944年5月，区党委才最终定下意见：同意周迪道等人潜伏在日本宪兵队内部，成立反间谍小组，代号“401单位”，后来更名为“400小组”。为了确保小组工作有序开展，区党委派乐群等人与他们秘密联络、传达指示，后续的具体领导工作，则由城工委副书记丁公量负责。
潜伏在敌营，远比想象中艰难。不同于隐蔽在民间，他们每天要面对的是狡猾多疑的日本宪兵、趋炎附势的伪密探，一言一行都要小心翼翼，稍有不慎，就会暴露身份，招来杀身之祸。要想长期潜伏，首先要做的就是获得敌人的信任——不能只装糊涂混日子，必须给日本人“来点实在的”，让他们觉得这群“投降者”有利用价值。
周迪道和小组成员们摸索出一套“时间差”战术：送给日军的情报，不全是假的，有些本身就是真实的，但都是些过时或者无关紧要的信息。等日军拿着这些情报调兵遣将、展开搜捕时，根据地的同志早已得到消息，完成转移和调整，日军每次都扑空，却始终没有怀疑到周迪道等人头上——在他们看来，能拿到“真实情报”，就说明这群人“真心归顺”，只是运气不好，没能抓到新四军主力。靠着这套战术，小组不仅稳住了身份，还为根据地争取到了宝贵的转移时间，多次避开日军的“扫荡”。
经费问题，是潜伏工作的另一道难关。秘密联络、与敌人应酬、收买敌营眼线、开展各项活动，样样都离不开钱。组织上虽然能拨付一部分经费，但远远不够，而且花钱太死板、太节俭，反而会引起敌人的怀疑——毕竟在敌人眼里，“叛徒”大多是为了钱财，太过清廉反而不正常。丁公量看透了这一点，特意给乐群传了一句话：“装鬼就得像鬼。”
乐群把这句话传达给小组后，众人立刻把目标锁定在了宁波伪商会会长袁瑞甫身上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，他们摸清了袁瑞甫的把柄：他每月都会暗中向国民党军队“交税”，数额高达一亿元伪币，这在当时，无疑是“通敌”的重罪。掌握证据后，周迪道特意把袁瑞甫请到当地一家高档酒楼，酒过三巡，直接点破他的秘密。袁瑞甫当场吓得浑身冒汗，脸色惨白，连忙向周迪道求情，生怕事情败露，丢了性命和家产。
几天后，袁瑞甫乖乖把一亿元伪币送到了周迪道手里。周迪道没有独吞这笔钱，而是按照事先计划，分给宪兵队里其他七名伪密探每人一千万元，又给手下的联络员和眼线分了两千万元，只留下一千万元作为小组的活动经费。这笔钱一撒出去，周迪道等人在伪密探圈里的分量立刻抬了起来，大家都觉得跟着他有好处，不少人开始主动向他透露消息，为小组的潜伏工作提供了不少便利。
除了搜集情报、筹措经费，“400小组”还承担着一项更危险的任务——为根据地运送军工材料。抗战后期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急需生产手榴弹的炸药，上海地下党费尽周折，才搞到一箱炸药，可如何把炸药从上海运到宁波，再送到四明山根据地，成了难题。当时日伪军查得极严，炸药属于违禁品，一旦被发现，不仅炸药会被没收，参与运送的人也会当场被杀。
浙东区党委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“400小组”。周迪道得知后，立刻开始想办法，恰好听说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木场要去上海游玩，他立刻凑上去，装作讨好的样子，请求同行，还带上了组员徐笑奇，让她假扮自己的妻子，掩人耳目。到了上海后，两人顺利与上海地下党接头，取到了炸药，小心翼翼地把炸药塞进一只新买的女式皮箱里，下面铺着炸药，上面盖着衣裳，伪装成普通的行李。
返回宁波那天，上海北站到处都是日本兵，对中国旅客的箱子、包裹挨个进行搜查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。周迪道没有慌乱，反而故意找借口，让木场帮忙把那只装着炸药的皮箱拎上火车。一路上，虽然经过了几次检查，但那只箱子就放在木场身后，日本兵碍于木场的身份，没人敢上前检查，炸药就这么平平安安地被带回了宁波。随后，小组其他成员又趁着夜色，悄悄把炸药送到了四明山根据地，解了根据地的燃眉之急。
1945年夏天，抗战胜利的曙光越来越近，日军的败局已定。“400小组”抓住这个关键时机，又狠狠干了一票——按照区党委城工委的指示，趁着局势混乱，尽可能从日本人手里争取人员和武器，壮大根据地的力量。1945年8月12日，宁波日本宪兵队内部召开紧急会议，通告了天皇宣布停战的消息，让手下的密探和翻译各自找出路，明确表示：跟重庆方面有联系的可以走，跟四明山新四军有联系的，也可以回去，日军不再阻拦。
周迪道听完会议内容，心里立刻有了盘算。当天晚上，他就请日本宪兵队的相关人员和伪密探们，去宁波南华大酒楼吃饭。酒桌上，他故意透露，自己已经得到了新四军粟后科长丁公量的谅解，很快就要回四明山根据地，而且新四军愿意接纳所有真心弃暗投明、愿意抗日的人。
很多伪密探早就厌倦了依附日军、欺压百姓的日子，只是一直没有退路，怕新四军不接纳自己。如今看到周迪道这种在外人眼里“早就变节”的人，都能被新四军谅解，纷纷动了心，当场表示愿意跟着周迪道一起回根据地。就连一些日本宪兵，也因为知道日军败局已定，想给自己留条后路，主动提出愿意送他们一程，还拿出了手里的电台、机枪等武器，当作“投名状”。
从1944年5月成立，到1945年8月成功撤离，“400小组”在敌营潜伏了整整一年零三个月。这一年多里，他们干的全是脏活、险活、绕活，不能摆到亮处，不能向外人诉说，还要承受着“叛徒”“汉奸”的骂名。他们传递了无数有价值的情报，帮助根据地多次避开日军的“扫荡”；解救了多名被关押的新四军同志，让他们重获自由；曾偷偷替被欺压的妓女赎身，还枪毙过背叛组织、出卖同志的叛徒，甚至巧妙挑起伪军内部的矛盾，让他们自相残杀，削弱敌人的力量。
他们披着“叛徒”的外衣，顶着世人的误解，在最黑暗、最危险的敌营深处，坚守着自己的信仰，为抗战胜利默默付出。那些在宁波城里流传的、说周迪道“投降变节”的闲话，在他们带着人员、武器，安全回到四明山根据地的那一刻，彻底烟消云散，只剩下对他们的敬佩与赞叹。
“400小组”的潜伏，是浙东敌后谍战史上的一段传奇。八名成员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在刀尖上舔血，用智慧和勇气，从日本宪兵队的肚子里，掏出了情报、炸药、人手和武器，最终全身而退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四军战士的忠诚与担当。他们的故事，没有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，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愈发清晰，提醒着后人，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，还有这样一群人，隐姓埋名，忍辱负重，用自己的方式，守护着家国山河。
抗战胜利后，“400小组”的成员们，继续投身于革命事业，有的留在部队，有的转入地方工作，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，没有忘记那段在敌营潜伏的岁月。而他们的故事，也成为了浙东抗战历史中，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，见证着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，不屈不挠、奋勇抗争的精神。
参考资料
1. 《浙东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》，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，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
2. 《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史》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史编审委员会编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
3. 《宁波革命老区志》，宁波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编，方志出版社2020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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