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44年,新四军情报员周迪道被捕后,很快选择投降,不久,他给上级写了一封信:“日军争取我投降,我无法逃脱,不如将计就计!”
1945年8月16日,宁波开明街上的空气里,还弥漫着战争未散的紧张气息,却上演了一幕让人难以置信的场景。六十多个人整齐列队,准备离开日本宪兵队的势力范围,往四明山新四军根据地转移。队伍里,既有新四军“400小组”的核心成员,也有一批幡然醒悟、愿意弃暗投明的伪密探。更令人称奇的是,临别之际,日本宪兵队不仅主动送出两部电台、两挺轻机枪和一批武器弹药,还派了一个排的兵力,乘坐汽艇一路护送,直到安全交接才转身离开。
没人能想到,这支能让日军“俯首相送”的队伍,背后藏着一段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惊险潜伏。这支“400小组”,是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众多谍报小组中最特殊的一支,也是已知唯一成功打入日本宪兵队内部的反间谍小组。八名成员,各有化名和代号,乐群代号四百,周迪道化名朱人达、代号四零一,周斯明化名周列平、代号四零二,冯禾青化名马鹤九、代号四零三,王福林化名王福舟、代号四零四,莫奇化名徐国芬、代号四零六,张黎代号四零七,陈婕代号四零八。这些看似普通的名字和数字背后,是他们在敌营深处,用生命换来的每一次情报传递、每一次危机化解。
故事的开端,要从1943年底的浙东敌后战场说起。当时,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,驻宁波、余姚等地的日军,对四明山新四军敌后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“扫荡”,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,根据地的生存环境愈发艰难。时任南山财委会主任的周迪道,在陆家埠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捕,被直接关进了宁波日本宪兵队。
日军没有立刻处死周迪道,他们有自己的算盘——想把这个熟悉根据地情况的新四军干部攥在手里,“放长线钓大鱼”,逼他替宪兵队搜集情报、瓦解根据地力量。周迪道心里清楚,硬顶下去,要么被折磨致死,要么被敌人利用,最终连累组织和同志;可真要低头投降,又对不起自己的信仰和并肩作战的战友。思来想去,他生出一个大胆的念头:既然一时无法逃脱,不如将计就计,假装投降,潜伏在敌营内部,为组织传递情报、伺机而动。
这个决定,不是周迪道一时冲动的冒险,而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。他暗中托可靠关系,悄悄给浙东区党委递去书面请示,详细说明自己的处境和潜伏计划,请求组织接上关系,允许他留在敌营开展工作。可潜伏之事事关重大,容不得半点疏忽,区党委不敢轻易拍板——他们既要防备周迪道真的变节,也要考虑潜伏任务的可行性。
就在这时,又有几名新四军干部相继被捕,其中少数人被保释出狱,多数人被日军软禁,处境艰难。区党委见状,立刻派敌工委的同志潜入宁波,对周迪道等人进行严格的考察和审查,核实他们的忠诚,评估潜伏的风险。经过几个月的细致考察,直到1944年5月,区党委才最终定下意见:同意周迪道等人潜伏在日本宪兵队内部,成立反间谍小组,代号“401单位”,后来更名为“400小组”。为了确保小组工作有序开展,区党委派乐群等人与他们秘密联络、传达指示,后续的具体领导工作,则由城工委副书记丁公量负责。
潜伏在敌营,远比想象中艰难。不同于隐蔽在民间,他们每天要面对的是狡猾多疑的日本宪兵、趋炎附势的伪密探,一言一行都要小心翼翼,稍有不慎,就会暴露身份,招来杀身之祸。要想长期潜伏,首先要做的就是获得敌人的信任——不能只装糊涂混日子,必须给日本人“来点实在的”,让他们觉得这群“投降者”有利用价值。
周迪道和小组成员们摸索出一套“时间差”战术:送给日军的情报,不全是假的,有些本身就是真实的,但都是些过时或者无关紧要的信息。等日军拿着这些情报调兵遣将、展开搜捕时,根据地的同志早已得到消息,完成转移和调整,日军每次都扑空,却始终没有怀疑到周迪道等人头上——在他们看来,能拿到“真实情报”,就说明这群人“真心归顺”,只是运气不好,没能抓到新四军主力。靠着这套战术,小组不仅稳住了身份,还为根据地争取到了宝贵的转移时间,多次避开日军的“扫荡”。
经费问题,是潜伏工作的另一道难关。秘密联络、与敌人应酬、收买敌营眼线、开展各项活动,样样都离不开钱。组织上虽然能拨付一部分经费,但远远不够,而且花钱太死板、太节俭,反而会引起敌人的怀疑——毕竟在敌人眼里,“叛徒”大多是为了钱财,太过清廉反而不正常。丁公量看透了这一点,特意给乐群传了一句话:“装鬼就得像鬼。”
乐群把这句话传达给小组后,众人立刻把目标锁定在了宁波伪商会会长袁瑞甫身上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,他们摸清了袁瑞甫的把柄:他每月都会暗中向国民党军队“交税”,数额高达一亿元伪币,这在当时,无疑是“通敌”的重罪。掌握证据后,周迪道特意把袁瑞甫请到当地一家高档酒楼,酒过三巡,直接点破他的秘密。袁瑞甫当场吓得浑身冒汗,脸色惨白,连忙向周迪道求情,生怕事情败露,丢了性命和家产。
几天后,袁瑞甫乖乖把一亿元伪币送到了周迪道手里。周迪道没有独吞这笔钱,而是按照事先计划,分给宪兵队里其他七名伪密探每人一千万元,又给手下的联络员和眼线分了两千万元,只留下一千万元作为小组的活动经费。这笔钱一撒出去,周迪道等人在伪密探圈里的分量立刻抬了起来,大家都觉得跟着他有好处,不少人开始主动向他透露消息,为小组的潜伏工作提供了不少便利。
除了搜集情报、筹措经费,“400小组”还承担着一项更危险的任务——为根据地运送军工材料。抗战后期,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急需生产手榴弹的炸药,上海地下党费尽周折,才搞到一箱炸药,可如何把炸药从上海运到宁波,再送到四明山根据地,成了难题。当时日伪军查得极严,炸药属于违禁品,一旦被发现,不仅炸药会被没收,参与运送的人也会当场被杀。
浙东区党委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“400小组”。周迪道得知后,立刻开始想办法,恰好听说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木场要去上海游玩,他立刻凑上去,装作讨好的样子,请求同行,还带上了组员徐笑奇,让她假扮自己的妻子,掩人耳目。到了上海后,两人顺利与上海地下党接头,取到了炸药,小心翼翼地把炸药塞进一只新买的女式皮箱里,下面铺着炸药,上面盖着衣裳,伪装成普通的行李。
返回宁波那天,上海北站到处都是日本兵,对中国旅客的箱子、包裹挨个进行搜查,气氛紧张到了极点。周迪道没有慌乱,反而故意找借口,让木场帮忙把那只装着炸药的皮箱拎上火车。一路上,虽然经过了几次检查,但那只箱子就放在木场身后,日本兵碍于木场的身份,没人敢上前检查,炸药就这么平平安安地被带回了宁波。随后,小组其他成员又趁着夜色,悄悄把炸药送到了四明山根据地,解了根据地的燃眉之急。
1945年夏天,抗战胜利的曙光越来越近,日军的败局已定。“400小组”抓住这个关键时机,又狠狠干了一票——按照区党委城工委的指示,趁着局势混乱,尽可能从日本人手里争取人员和武器,壮大根据地的力量。1945年8月12日,宁波日本宪兵队内部召开紧急会议,通告了天皇宣布停战的消息,让手下的密探和翻译各自找出路,明确表示:跟重庆方面有联系的可以走,跟四明山新四军有联系的,也可以回去,日军不再阻拦。
周迪道听完会议内容,心里立刻有了盘算。当天晚上,他就请日本宪兵队的相关人员和伪密探们,去宁波南华大酒楼吃饭。酒桌上,他故意透露,自己已经得到了新四军粟后科长丁公量的谅解,很快就要回四明山根据地,而且新四军愿意接纳所有真心弃暗投明、愿意抗日的人。
很多伪密探早就厌倦了依附日军、欺压百姓的日子,只是一直没有退路,怕新四军不接纳自己。如今看到周迪道这种在外人眼里“早就变节”的人,都能被新四军谅解,纷纷动了心,当场表示愿意跟着周迪道一起回根据地。就连一些日本宪兵,也因为知道日军败局已定,想给自己留条后路,主动提出愿意送他们一程,还拿出了手里的电台、机枪等武器,当作“投名状”。
从1944年5月成立,到1945年8月成功撤离,“400小组”在敌营潜伏了整整一年零三个月。这一年多里,他们干的全是脏活、险活、绕活,不能摆到亮处,不能向外人诉说,还要承受着“叛徒”“汉奸”的骂名。他们传递了无数有价值的情报,帮助根据地多次避开日军的“扫荡”;解救了多名被关押的新四军同志,让他们重获自由;曾偷偷替被欺压的妓女赎身,还枪毙过背叛组织、出卖同志的叛徒,甚至巧妙挑起伪军内部的矛盾,让他们自相残杀,削弱敌人的力量。
他们披着“叛徒”的外衣,顶着世人的误解,在最黑暗、最危险的敌营深处,坚守着自己的信仰,为抗战胜利默默付出。那些在宁波城里流传的、说周迪道“投降变节”的闲话,在他们带着人员、武器,安全回到四明山根据地的那一刻,彻底烟消云散,只剩下对他们的敬佩与赞叹。
“400小组”的潜伏,是浙东敌后谍战史上的一段传奇。八名成员,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却在刀尖上舔血,用智慧和勇气,从日本宪兵队的肚子里,掏出了情报、炸药、人手和武器,最终全身而退,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四军战士的忠诚与担当。他们的故事,没有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,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愈发清晰,提醒着后人,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,还有这样一群人,隐姓埋名,忍辱负重,用自己的方式,守护着家国山河。
抗战胜利后,“400小组”的成员们,继续投身于革命事业,有的留在部队,有的转入地方工作,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,没有忘记那段在敌营潜伏的岁月。而他们的故事,也成为了浙东抗战历史中,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,见证着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,不屈不挠、奋勇抗争的精神。
参考资料
1. 《浙东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》,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,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
2. 《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史》,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史编审委员会编,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
3. 《宁波革命老区志》,宁波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编,方志出版社2020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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